“自2000年以来，无罪率极低是现实，更重要的是，无罪率在极低的情形下，居然还年年在下降。”

  检索各地法院官网新闻就能发现，近年来，每每到了九十月份，一些法院就要开始总结：本院的刑事案件审判，“无罪率为零”。

  统计数据为零的无罪率，显然是各地法院所追求的目标。这些官网上显露出来的信息，或者表明，当地法院连续多年保证无罪率为零，或者为首次达到无罪率为零的目标，欢欣鼓舞。

  检察机关亦将无罪率视作一项绩效目标。在去年年底举办的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座谈会上，高检院侦查监督厅厅长万春就提到，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审查逮捕程序改革，防止错捕、漏捕，捕后不起诉、判无罪率均下降，“办案质量有了新提高”。

  这实在是令刑辩律师尴尬不已。在刑辩律师界看来，无罪辩护，可谓现代文明标志之一，也是当事人罪与非罪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曾想竟会遭遇司法“滑铁卢”。

  本月举办的第六届“尚权刑辩论坛”，以及此前举办的多次刑辩学术会议上，无罪辩护率低，都成为参会律师在会上多次提及的心头之病。一次会议上，一位资深刑辩律师颇为感慨：这样下去，真是很难帮助当事人，感觉自己要成了骗子。

  无罪辩护率低，也直接影响到无罪审判率。北京刑辩律师毛立新统计发现，自2000年以来，无罪率极低是现实，更重要的是，无罪率在极低的情形下，居然还逐年下降。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无罪率尽管一直趋低，但在1988年之前，以及1996年以后，曾有过短暂的“小高峰”。

  其中，1988年，无罪率一度“高达”0.75%；而1996年，无罪率自0.4%这一个数字开始上升，升至1%左右（另一说法是1.8%），并一直维持到2002年，随后便急速下降至千分之一左右。

  凯原法学院学者林喜芬认为，1996年以后，无罪率上升，或与当年刑诉法获得修改有关。“当时，正是不枉不纵的诉讼理念，在我国刑诉制度领域得到逐步加强，并获得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林喜芬称。

  本报记者试图将无罪率与“严打”数据作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中国的三次严打期（1983年、1996年、2000年），均是无罪率数据相比来说较高的时期。

  如此，究竟是因何缘故，使得新世纪10年里，无罪率数据直接从1%，跌落至而今的千分之一左右？

  “在立案侦查、审核检查起诉、审判阶段，都存在无罪处理机制，大家关心的无罪率，实际上指的是审判阶段的无罪宣判。”

  “无罪判决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侦查、公诉机关证据意识、法律意识提高，控诉时加强了案件审查，过滤了一大批案件，当然就降低了无罪率。”刘仕毕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李斌亦持相同观点。她说，无罪率低的源头，（其实）就是我们的精密司法，即层层过滤，不合格的案子，到法院的机会很小。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类似观点，在学界亦很有代表性。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博士王禄生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在立案侦查、审核检查起诉、审判阶段，都存在无罪处理机制，而大家关心的无罪率，实际上指的是审判阶段的无罪宣判。

  根据王禄生的统计，全国侦查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中，仅仅在立案侦查阶段，就有65.76%的案件，被以“不予移送审核检查起诉”的方式无罪化处理了。

  “不予移送审查起诉”还只是立案侦查阶段的无罪化解决方法之一。王禄生介绍，不予批准逮捕、督促撤案等，都是无罪化处理的方式。这其中，2009年时，全国检察机关不予逮捕的比例为11.58%。

  在这些无罪化机制中，有时候，依赖单个办案机关自身的工作，就能完成。比如，对已立案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经过侦破后，如认为不构成犯罪，会对案件处以治安处罚，或者撤销立案。

  有些时候，则需要多个机关的配合与协作。王禄生介绍，如果检察机关以“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事实不清”为由，拒绝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检察机关通常会发出某种“暗示”。这些“暗示”，会促使侦查机关启动自身的无罪处理机制，如撤销案件或进行行政处罚。

  “无罪化机制中，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影响，有时，还会有地方党委介入。这些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形成了无罪化机制的多主体协商模式。”王禄生说。

  除去上述宣判前的无罪案件“过滤网”，在宣判阶段，要做出无罪判决，其实也并非易事。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研究人员陈书冉介绍，至今，“宁可错判一千，不可错放一个”的观念，在地方上依旧有市场，一些办案人员，在潜意识里总是怕放纵了犯罪。

  此外便是案外因素。陈书冉称，有的案件，就案件本身而言，宣告无罪本是别无异议，但有时鉴于受害人一方对案件过分关注和纠缠，致使审判机关不敢作出无罪判决。

  于2010年修改通过的新国家赔偿法，本意是减少、杜绝冤案、错案的发生，但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致使公正审判受到影响。

  陈书冉介绍，当事人一旦被宣判无罪，必将引起国家赔偿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被追究，因此，很多审判人员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宁愿得罪当事人和律师，也不敢宣判当事人无罪。

  “审判人员内心，难免没有对侦查和公诉人员兔死狐悲的担忧，担心因自己的审判，牵连一大群人受到追究，因为，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陈说。

  全国各检察院纷纷制定量化标准的绩效考核指标，较为普遍的，即“五率”考核：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

  如果说，无罪化处理机制将我国的无罪率拉至罕见的极低水平（据统计，普通法系5%左右，英美法系20%左右，皆远超于我国的不足1%），又是什么原因，致使2002年以后，无罪率继续降低，并低至而今的千分之一左右？

  四川大学刑诉法学者袁毅诚认为，是检察院、法院的绩效考评机制，直接推动了无罪率下降。

  袁毅诚介绍，2005年，高检院制定了《检察机关办理公诉案件考评办法(试行)》，对绩效考核指标作了具体规定，其中，无罪判决率不超过0.2%，撤回起诉率不超过0.8%。

  依据《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2005年时，实际无罪率数据是0.256%。到2008年时，无罪判决共计1373人，无罪率为0.14%。由此，无罪率绩效考核已经完成。

  在高检院《考评办法》的引导下，全国各检察院纷纷制定了量化标准的绩效考核指标，较为普遍的，即“五率”考核：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

  袁毅诚介绍，2005年以后，“五率”被检察院当作公诉工作“命脉”，而无罪判决率则是命脉中的“核心”。袁毅诚以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的做法举例：该院绩效考核制度规定，假如慢慢的出现一起无罪判决案件，不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还要追究责任。

  许昌市检察院还率先建立了无罪判决预警制度：对案件进行严格把关，基层检察院承办人、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检察长对案件看法有分歧时，或者案件诉到法院后，当事人提出不同证据时，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要上报市院，由市院组织人员复核证据，“避免无罪判决的发生”。

  实际上，法院系统亦是如此。在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中，关于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有33项指标，而部分地方法院，甚至与软件公司合作，将这些指标扩展至111项（详见本报2012年6月12日报道《法官绩效考核之忧》）。

  对于考核，学界人士提出过批评。全国人大常委、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就提到，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

  不过，大趋势依旧是优先降低无罪判决率。袁毅诚认为，既然高层如此重视，下级办案机关无法不上行下效，各地纷纷追求“无罪率为零”，便是佐证。

  “很多时候，无罪案件和罪轻案件会久拖不判，而有罪和罪重案件判决的速度却很快。法官们有时会把无罪或罪轻案件称为不好判的案件，而把有罪和罪重案件称为好判的案件。”

  对于已施行时间长达7年之久的无罪率绩效考评制度，实务界与理论界存在比较大分歧。

  袁毅诚介绍，对检察机关而言，虽然在不少地方检察院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存在对绩效考核制度的厌恶、憎恨情绪，却又很难放下。

  “从检察院自身来说，没有绩效考核制度。下级检察院之间显示不出竞争力，上级检察院也没有具体的考察指标，在划拨经费、人员提升上，会产生不少争端。检察院内部人员，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会磨洋工，工作积极性不高，最终更难管理。”袁毅诚说。

  法院系统也有类似的考量。如果下级法院一审判无罪，二审改判，通常会被民众认作是下级法院判错了，是“错案”，民众希望司法权力不能出错。

  “因此，基于实务部门的考量，通过合作来降低无罪判决率，成了维护司法权威，提高诉讼效率的捷径。”袁毅诚说。

  而理论界则认为，检察机关为降低无罪判决率，主动和法院搞好关系，并与法院协商，将多数无罪判决案件转为撤诉案件，“协调配合是加强了，但是相互制约、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职能却削弱了”。

  意见最大的当属律师界。北京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列阳就指出，很多时候，无罪案件和罪轻案件会久拖不判，而有罪和罪重案件判决的速度却很快。法官们有时会把无罪或罪轻案件称为“不好判的案件”，而把有罪和罪重案件称为“好判的案件”。

  “律师的积极取证，给法官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是案件的难以判决，从而直接影响到公诉人、办案警官的业绩，甚至是切身利益。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和证明无罪的执业风险，就可想而知了。”钱列阳说。

  北京律师朱孝顶也呼吁对目前的绩效考评制度作出改观。“无罪判决绝不可怕，也许会放纵一两个罪大恶极的人，但却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无罪的人不被判处刑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放纵一两个坏人，绝对比错误惩处好人的危害小得多。”朱孝顶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年底，新华网刊发评论称“低无罪判决率不应成为追求”。评论指出，也许追求低无罪判决率的初衷，是为了督促检察机关严格履责，提高办理案件质量。但过分追求低无罪判决率，则会让这一制度从初衷走向反面。

  “现实的表现是，本应由法院以证据不足作无罪判决的案件，检察机关会以撤回公诉的方式结案，防止无罪判决；更严重的后果是，检方不向法院提交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必然造成错误判决。过分追求低无罪判决率和公安机关制定破案指标一样，都会造成冤假错案。”评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