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产业是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目前我国既在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也在一些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如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以及部分化工、电子电气、机械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整体看来，我国目前在这些优势产业方面的领头羊还不够坚实，其实是基于性价比优势，还没形成较为坚固的专利、技术和品牌等一马当先的优势，很多产业还面临着“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压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头羊体制机制”，这是我国产业领域今后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向。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特别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时刻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育本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就显得很重要。竞争优势有不同的来源，大体上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源于要素价格低，特别是劳动力价格低等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进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主要是依靠的是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些国家很快就会失去这个优势，因为总是有很多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

  二是源于规模经济、产业配套能力齐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等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对竞争力有重要影响，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使企业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干中学”效应逐步的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也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与第一类竞争优势不同，第二类竞争优势不会因发展水平高而自动削弱，但也存在别的国家可以模仿的问题，竞争优势也不一定非常稳固可靠。

  三是源于专利护城河、技术和品牌等带来的竞争优势。这类优势来自原创性技术、长期的生产经验和知识积累，或者来自长期的品牌建设，其他几个国家很难模仿，我们称为“不易模仿”的优势。品牌等优势还可以为所在国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比如一些国外产品虽然印有“中国制造”，但在其价值链中，由其他几个国家掌控的研发、市场开发、客服占了很大比例，而外包给我国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很低，这体现了品牌的重要优势。

  当前我国主要产业的竞争优势已经超越第一个方面，主要在于第二个方面，但大多数行业尚没有第三个方面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其他几个国家不易模仿、来源比较稳固的竞争优势，因此，需要不断培育竞争优势，提升国际领先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国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正持续受到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产业较快外迁的挑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部分产业的外迁是正常现象。历史上，全球已经经历过4次较明显的产业大转移。第一次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从美国向德国和日本的产业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从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的转移；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内地的转移。总体上看，第二次到第三次再到第四次产业转移以2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从这个经验看，目前我国也到了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几个国家转移的发展阶段。但是，我国近年来的产业外迁与前几次基于经济原因的自发转移不同，叠加了他国围堵打压的因素。这就使得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可能显著快于基于经济原因的自发转移，这也成为影响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重要威胁。

  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挑战。近年来我国一些优势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等技术路线并没有完全固定，仍然存在诞生颠覆性技术的可能，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固态电池技术、氢能技术等，如果其他国家率先实现突破，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产业领先地位。此外，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来，各领域技术出现加快突破的趋势，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叠加，“机器换人”、无人工厂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少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原本发达国家难以在本国生产的产品也具有了本国制造的可能，这些也对我国产业的领先地位提出了不小挑战。

  通过原创性技术建立专利护城河、塑造品牌等，都需要长期的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前我国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第一，完善保障产业供求动态平衡和良性竞争的体制机制。即便是优势产业，在产能利用率偏低和过于激烈的竞争下也很容易导致行业利润低下和“内卷式”发展，最终影响产业升级发展的能力。对此，在投资方面，要通过改革和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保障经营主体在投资新项目时自主决策、自负盈亏，防止过度的投资激励导致企业非市场化决策。在市场监管方面，要根据不同行业产业结构特点，对企业数量过多、低水平竞争严重的行业大力促进兼并重组，着力形成部分龙头企业，有效引导产业发展，并带动大量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在促进企业合作形成良好生态体系方面，要形成防止产业链上的优势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不合理侵占上下游企业利益的机制，包括防止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上下游企业货款等。此外，要继续坚持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提高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促进企业间差异化、良性竞争。

  第二，形成产业集群发展和各地区错位布局、分工合作的体制机制。错位发展既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配套效应，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差异化分布的产业布局，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大量产业布局于东部地区，中西部产业集群相对薄弱并对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强；各地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地区间错位分工不足等。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不少产业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较快，应抓住优化产业布局的有利时机，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形成以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产业集群在各地合理分布、错位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布局。首先，在国家层面打造一批跨地市甚至跨省布局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使之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产业带。其次，在省一级层面上，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正在谋划中的未来产业集群为基础，打造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最后，以省、区、市为基础，打造合理分工、区域特色明显的县市级产业集群。通过强化改革攻坚，打破利益格局，增强各层级产业集群规划的统筹协调和合理分工，形成不同层级产业规划的错位布局发展机制，促进我国优势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提升领先地位。

  第三，完善提高质量和附加值的相关机制，实现从技术升级到附加值升级的转化。优势产业要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因此需要完善质量监督机制，促进优胜劣汰。通过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行动，加强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严格监管、严厉处罚和严肃问责，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此外，优势产业不仅要能够生产出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还要能够创造高水平的附加值；不仅能够生产优质产品，还要能够提供高水平的要素回报，形成员工有收入、企业有利润、国家有税收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购买力，促进国内大循环更为顺畅。只有这样，不断升级的国内大市场才能为优势产业提供强大的市场牵引力量，增强优势产业升级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